来源： 潇湘经略   袁岚峰

美国高度重视“信息的武器化”，并将“认知战争”作为21世纪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理解美国在心理战、舆论战、（虚假）信息战方面的经验和手段，是正确理解客观世界运作规律的必要步骤。本文罗列了中央情报局渗透和控制媒体的50个基本事实，以供读者观摩借鉴。

本文也是“盗梦空间”系列的开篇，系列名称取自于好莱坞同名电影“Inception”。笔者有感于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人的思想乃至语言在不知不觉中被人颠覆改造（参见边芹女士的一系列著作《被颠覆的文明》、《谁在导演世界》、《被策划的中国文艺》等），遂取电影开篇点题之语警醒同胞：“想法就像病毒。坚韧而有感染力。一个想法的最微小种子也能成长。它会成长起来，或者定义你，或者摧毁你”。

译文 | 原文链接：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the-cia-and-the-media-50-facts-the-world-needs-to-know/5471956

作者：詹姆斯·特雷西（James F. Tracy），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2018年1月30日

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詹姆斯·特雷西（James Tracy）教授的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2015年8月，它与针对另类媒体和独立媒体的“反假新闻”活动特别息息相关。

讽刺的是，媒体对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IS）一事的掩盖，正是由中央情报局负责，而负责监督主流媒体的也是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是美国国内外新闻媒体的主要力量，对公众日常所看、所听、所读的内容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公关人员和记者们都会断言，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这段他们很少承认的亲密合作的历史，却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事实上，媒体历史学家们并不愿意去深究这个故事。

认真实践的新闻行业涉及收集有关个人、地点、事件和问题的信息。从理论上来讲，这些信息可以告诉人们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从而加强“民主”。这正是新闻机构和独立记者被情报机构视为资产的原因，正如德国记者乌多·乌夫卡特（Udo Ulfkotte）的经历（下文第47条）所示，这种做法在今天至少和在冷战巅峰时期一样普遍。

想想看吧，2000年和2004年的选举舞弊，2001年的911事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叙利亚的局势不稳，还有“伊斯兰国”的创建，这些都遭到了掩饰。这些都是近期世界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但恰好也是美国公众完全不了解的事件。在这个时代里，信息和通讯技术无处不在，许多人都产生了自己充分知情的幻想，所以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这种情况会持续存在。

此外，为什么著名的美国记者们通常不会去质疑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塑造了美国的悲惨历史的其他深刻事件呢——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暗杀，或是中央情报局在国际贩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民间和学术界的评论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主流新闻界在这些领域中几乎普遍的失声，诸如新闻演播间里的社会学、广告压力、垄断所有权、新闻机构严重依赖“官方”信息来源、以及记者对职业发展的简单追求等等。无疑还有专业公关操作的影响。但这种广泛的沉默密约表明，另一种范围内的欺骗被审视得太少了——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和类似的情报机构持续参与新闻媒体，以普通公众几乎无法想象的方式塑造其思想和观点这一点。

尽管远非详尽无遗，但以下历史事实和当代事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概览：这些部门拥有的权力是如何影响——如果不是决定的话——大众记忆的，以及受人尊敬的众多机构认为什么才是所谓的历史记录。

1.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均公认中央情报局的知更鸟行动（Operation MOCKINGBIRD，译注：知更鸟行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一项大规模计划，企图通过操纵新闻媒体达到宣传目的）是一块基石，说明了中央情报局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明确兴趣以及它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关系。知更鸟行动源自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for Strategic Services，OSS，1942-47），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了一个由新闻记者和心理战专家组成的网络，主要在欧洲战区运作。

2. 在战略情报局主持下建立的许多关系通过一个国务院运作的组织——由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弗兰克·威斯纳尔（Frank Wisner）负责的政策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dination，OPC）——延伸到了战后时代。

3. 政策协调办公室“成为了新生的中央情报局中增长最快的单位”，历史学家丽萨·皮斯（Lisa Pease）指出，“其人员从1949年的302人增长到了1952年的2812人，此外还有3142名海外合同人员。同样在这一时期，其预算从470万美元增加到820万美元”。引自丽萨·皮斯，“媒体与暗杀”，收入詹姆斯·迪尤金尼奥（James DiEugenio）和丽萨·皮斯所著《暗杀：一份探索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和马尔科姆·X被刺杀真相的杂志》（The Assassinations: Probe Magazine on JFK, MLK, RFK and Malcolm X），Port Townsend，WA，2003，300页。

图2：《暗杀：一份探索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和马尔科姆·X被刺杀真相的杂志》

4. 和许多中央情报局官员一样，最终入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也是被他本人在合众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柏林局的主管从记者中招募的，他被招募参加战略情报局刚起步的“黑色宣传”计划。“你天生擅长这个。”赫尔姆斯的老板评论道。引自理查德·赫尔姆斯，《回顾：在中央情报局的一生》（A Look Over My Shoulder: A Life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ew York:Random House，2003，30—31页。

图3：《回顾：在中央情报局的一生》

5. 威斯纳尔利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来支付他所在部门的早期费用，他们将这笔钱称为“糖果”。“我们根本花不完。”中央情报局特工吉尔伯特·格林威（Gilbert Greenway）回忆道，“我记得曾经跟威斯纳尔和审计员会过一次面。‘我的天哪，’我说，‘我们怎么能花得完呢？’花钱根本没有限制，也没有人需要对它负责，棒极了。”引自弗朗西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艺术和文学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NewYork: The New Press，2000，105页。

图4：《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

6. 当政策协调办公室于1948年与特别行动办公室（Officeof Special Operations）合并以建立中央情报局时，政策协调办公室的媒体资产同样被吸收了进来。

7. 威斯纳尔保留了最高机密的“宣传资产库”——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威斯纳尔的沃利策乐器（Wisner's Wurlitzer，译注：沃利策是美国一家著名的乐器制造商，人们通常用它来指中情局的媒体宣传。）”——一个由800多个新闻和情报实体组成的虚拟名片簿，随时准备按威斯纳尔选定的任何调子开始演奏。“该网络包括新闻记者、专栏作家、图书出版商、编辑、如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这样的整个组织，以及跨越多个新闻机构的特约通讯员。”引自皮斯，《媒体与暗杀》，第300页。

图5：沃利策乐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8. 据一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所说，在威斯纳尔运作起来几年后，他已经“拥有了”《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其他传媒中许多颇受尊敬的成员，再加上特约通讯员，总数达到了四百到六百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行动”，调查记者德博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指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代号、一个现场监督员和一个现场办公室，每年花费数万或数十万美元——对此从来没有准确的会计数据。”引自德博拉·戴维斯，《凯瑟琳大帝：凯瑟琳·格拉汉姆与她的〈华盛顿邮报〉帝国》（Katharine the Great: KatharineGraham and Her Washington PostEmpire），第二版，Bethesda MD：National Press Inc，1987，139页。

图6:《凯瑟琳大帝：凯瑟琳·格拉汉姆与她的〈华盛顿邮报〉帝国》

9. 以新闻形式进行的心理行动被认为是必要的，可以影响和引导群众观点及精英观点。“即使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议员甚至中情局局长本人懒得去读中央情报局关于某个主题的报告，他们也会读赛·苏兹贝格、阿诺德·德波希格雷夫或斯图尔特·阿尔索普（Cy Sulzberger, Arnaud de Borchgrave, Stewart Alsop）就同一主题的报道，对这些报道深信不疑，并留下深刻印象。”中央情报局特工迈尔斯·科普兰（Miles Copeland）如是说。引自皮斯，《媒体与暗杀》，第301页。

10. 达雷尔·加伍德（Darrell Garwood）指出，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央情报局企图通过“渗透到学术界、传教组织、有影响力的期刊和图书出版商的编委会，以及可以有效影响公众态度的任何其他机构”来限制针对秘密活动的批评，并绕过国会监督或潜在的司法干预。引自达雷尔·加伍德，《潜伏：中情局欺骗世人的三十五年》（Under Cover: Thirty-Five Yearsof CIA Deception），NewYork: Grove Press，1985，250页。

图7：《潜伏：中情局欺骗世人的三十五年》

图8：《中央情报局欺诈战术手册》

11. 中央情报局经常在编辑决策中起作用。比如，当中央情报局于1954年着手推翻危地马拉的阿尔贝兹（Arbenz）政权时，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埃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便要求《纽约时报》的出版人亚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将记者西德尼·格鲁森（Sydney Gruson）从危地马拉调到墨西哥城。苏兹贝格将格鲁森调到了墨西哥城，理由是墨西哥可能会受到这一革命的某些影响。引自皮斯，《媒体与暗杀》，302页。

图 9：亚瑟·海斯·苏兹贝格（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2.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中央情报局“已经秘密资助了许多外国新闻服务、期刊和报纸——既有英语的也有其他外语的——它们为中央情报局特工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于1977年报道，“其中一份出版物是《罗马美国日报》（Rome Daily American），直到七十年代，这份报纸的百分之四十还是由中央情报局拥有的。”引自卡尔·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发表于《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1977年10月20日 [4]。

图10：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13. 中央情报局与新闻媒体界的高管进行非正式联系，这与它和拿薪水的记者及特约通讯员的关系不同，“后者要更多地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指示”。伯恩斯坦如是说。“其中一些高管——包括《纽约时报》的亚瑟·海斯·苏兹贝格——签署了保密协议，但这种正式的谅解很少见：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媒体高管之间通常是社交关系——‘就像乔治城的P街和Q街’，一位消息人士说道，‘你是不会让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专门签一张纸说他不会打小报告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席威廉·佩利“与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私人交情现在众所周知，这是媒体行业中最有影响力、最为重要的友谊之一。”作者德博拉·戴维斯解释道，“他为中央情报局特工提供掩护，为新闻影片提供片段，允许记者进行汇报，并在许多方面为中情局和主要广播公司之间的合作设定了标准，这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引自德博拉·戴维斯，《凯瑟琳大帝：凯瑟琳·格拉汉姆与她的<华盛顿邮报>帝国》，第175页。

图11：威廉·佩利（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4. “据中央情报局官员所说，到目前为止，中情局与《纽约时报》之间的关系是所有报纸中最有价值的。”伯恩斯坦在他1977年的重要文章中指出，“从1950年到1966年，由该报已故出版人亚瑟·海斯·苏兹贝格批准安排，大约有10名中央情报局员工得到了《纽约时报》的掩护。这种掩护是苏兹贝格制定的报纸政策的一部分——要尽可能为中央情报局提供协助。”此外，苏兹贝格还是中情局局长埃伦·杜勒斯的密友。“这种接触层面上就是巨头与巨头的会谈了。”一位参加过几次讨论的高级中情局官员说道，“他们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对，没错，我们会互相帮助。提供掩护的问题出现过几次，同意实际上将具体安排交由下属处理……巨头并不想知道细节；他们想要合理的推诿。”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15.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佩利与中央情报局互作，使得中情局能够利用其网络资源和人员。“现在这种形式的协助已经众所周知，一部分有钱人借助他们的私人利益为中央情报局做出了贡献。”资深广播记者丹尼尔·肖尔（Daniel Schorr）于1977年写道，“但我认为这意味着他和中情局之间已经存在了某种信任关系。”肖尔指出了“说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被渗透的线索”。例如，“一位新闻编辑记得，曾有中央情报局官员常在清晨来到纽约广播控制室，在未知人员的许可下，听了世界各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为‘世界新闻报道’录制的‘新闻点’，并与值班编辑讨论事件。萨姆·贾非（Sam Jaffe）称，他在1955年申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时，一位中情局官员告诉他，他会被雇用——随后他被雇用了。然后有人告诉他，他会被送去莫斯科——随后他被送去了莫斯科；他于1960年被指派报道U-2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的审判。理查德·萨兰特（Richard Salant）是这么告诉我的。”肖尔继续写道，“当他于1961年首次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管时，一位中央情报局的项目官员（case officer）打电话说，他想继续‘佩利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所知晓的长期关系，但斯坦顿告诉萨兰特他并不知道任何义务’。”引自丹尼尔·肖尔， 《净化空气》，（Clearing the Ai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第276-277页。

图12：《净化空气》

16. 《国家调查者》（National Enquirer）的出版人小基恩·波普（Gene Pope Jr.）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在中情局意大利办事处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始终与中情局保持着密切联系。波普的儿子写道：波普拦下了数十篇关于“中情局绑架和谋杀的详细信息，足以占据一整年的头条新闻”的报道不予发表，以“卖人面子”。“他认为自己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他们，等他的杂志达到2000万的发行量时，那些卖出的面子就会变得非常有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几乎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政府部门，会需要掩护的。”引自保罗·大卫·波普（Pau David Pope），《我父辈的事迹：我的祖父和父亲如何修建纽约并开创了如今的小报世界》（The Deeds of My Fathers: How My Grandfather and Father Built New York and Created the Tabloid World of Today），New York: PhillipTurner/Rowman & Littlefield，2010，309页，310页。

图13：《我父辈的事迹》

17.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波普的《国家调查者》扣压的一条爆炸性报道，是关于人们长期寻找的玛丽·平丘特·迈耶（Mary Pinchot Meyer）的日记的摘录。她是肯尼迪总统的情妇，1964年10月12日被谋杀。“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们甚至能够把中央情报局反间谍行动的负责人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还原到现场中去。”另一篇有发表潜力的报道则使用了“有关文件，证明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中情局勾结多年，中央情报局向休斯提供了秘密资金支持，并向27名身在对中情局至关重要的小组委员会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提供了竞选献金。此外，还有53家国际公司被点名，并指出它们是中央情报局的幌子……甚至其中还列出了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主流媒体组织的记者名单。”引自波普，《我父辈的事迹》，第309页。

图14：霍华德·休斯，休斯飞机公司创建人

《钢铁侠》和《飞行家》原型（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8. 安格尔顿在中央情报局反间谍部门担任负责人25年间，“运行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小组，完全由独立的记者特工干部组成，他们经常执行敏感的、危险的任务；人们对这个小组知之甚少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安格尔顿故意只保留最模糊的文件。”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图15：詹姆斯·安格尔顿（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 中央情报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行了一项“正式培训计划”，唯一的目的就是指导其特工如何从事新闻工作。“情报人员‘被教导要像记者一样发声’，一位中情局高级官员解释道，随后他们会在管理层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主要新闻机构中去。这些人是经过筛选并得知‘你将成为一名记者’。”这位中情局官员表示。但中情局还是更偏向于聘用已经在行业中建立了声望的记者。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20. 众所周知，许多家喻户晓的报纸专栏作家和广播记者都与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密切联系。“可能有十几位著名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与中情局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记者与其新闻来源间通常维持的关系。”伯恩斯坦坚称，“他们被中情局称作‘已知资产’，可以倚靠他们来执行各种秘密任务；普遍认为他们在各种主题上都接受了中情局的观点。”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21. 弗兰克·威斯纳尔和埃伦·杜勒斯与《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菲利普·格拉汉姆（Phillip Graham）是亲密无间的合作者，《邮报》正是由于同中情局的关系才发展成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之一。《邮报》负责人“与中情局的私人关系实际上正是《邮报》公司在战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戴维斯评论道，“他们的秘密始于知更鸟行动，一直都是公司机密。菲利普·格拉汉姆对中情局的承诺让他的朋友弗兰克·威斯纳尔有兴趣帮助《华盛顿邮报》成为华盛顿占统治地位的新闻媒体，他们通过协助其两项最重要的收购——即收购《时代先驱报》（Times-Herald）及WTOP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做到了这一点。”引自戴维斯，《凯瑟琳大帝：凯瑟琳·格拉汉姆与她的<华盛顿邮报>帝国》，第172页。

图16：菲利普·格拉汉姆

22.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府让记者兼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负责为咨询会（Inquiry）招募特工，这是一个首创的超级秘密民间情报组织，其作用涉及为准备威尔逊的和平谈判而确认信息以及为华尔街的投机者和石油公司确认外国的自然资源等。该组织的活动构成了中情局最终执行功能的原型，即“计划、收集、消化和编辑原始数据”，历史学家塞尔万多·冈萨雷斯（Servando Gonzalez）指出，“这大致相当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周期：计划和指导、收集、执行、产出和分析，以及传播。”咨询会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成了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员。李普曼则继续成为了《华盛顿邮报》最著名的专栏记者。引自塞尔万多·冈萨雷斯，《心理战与新世界秩序：对美国人民的秘密战争》（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Secret War Against the American People），Oakland, CA: Spooks Books，2010，第50页。

图17：《心理战与新世界秩序：对美国人民的秘密战争》

23. 美国最著名的两份新闻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都与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密切联系。“中情局文件中包括了之前的外国记者和通讯员与这两家新闻杂志签订的书面协议。”卡尔·伯恩斯坦这样写道，“埃伦·杜勒斯经常向他的好友、《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已故创始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说情，而后者已经允许员工中的某些成员为中情局工作，并同意为缺乏新闻经验的其他中情局特工提供工作和证书。”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图18：亨利·卢斯

24. 前中情局官员霍华德·亨特（E. Howard Hunt）在自传中详细引用了伯恩斯坦的《中央情报局与媒体》一文。“我不知道任何东西能反驳这份报告。”亨特宣称，并暗示这位水门事件的调查记者进行得还不够深入。“伯恩斯坦进一步认定国内某些顶级媒体高管正是中情局的宝贵资产。……而与中情局合作的组织名单是媒体行业不折不扣的名人录，包括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美联社、合众国际社（UPI）、路透社、赫斯特报系、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新闻社、《新闻周刊》杂志等等。”引自霍华德·亨特，《美国间谍：我在中情局、水门事件及此外的秘密历史》（American Spy: My Secret History in the CIA, Watergate, and Beyond），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2007，第150页。

图19：，《美国间谍：我在中情局、水门事件及此外的秘密历史》

25. 记者大卫·威斯（David Wise）和托马斯·罗斯（Thomas B. Ross）于1964年出版了《隐形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书，该书成为了针对中情局的第一次重要曝光。中央情报局当时为了不让公众接触到此书，考虑买下所有印数，但最终还是决定不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只是由此开始认识到，这个影子政府正在影响着1亿9千万美国人的生活。”作者威斯和罗斯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涉及和平与战争的重大决策往往是在公众视野之外做出的。一位知情的公民可能会怀疑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常公开朝向一个方向，而暗中则由这个影子政府向相反的方向进行。”引自丽萨·皮斯，《中央情报局的帝国反击战》，Consortiumnews.com，2014年2月6日。 [5]

图20：《隐形的政府》

26. 中情局对新闻媒体的渗透影响了公众对深层事件的看法，并强化了这些事件的官方解释。例如，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关于约翰·肯尼迪总统暗杀事件的报告几乎得到了美国媒体的一致赞同。“我从未见过一份官方报告受到像沃伦委员会1964年9月24日公布的报告这样众口一词的赞美。”调查记者弗雷德·库克（Fred Cook）回忆道，“所有的主要电视网都专门为报告制作了特别节目和分析；第二天，报纸都刊登了长篇专栏，详细介绍了调查结果，并附有特别的新闻分析和社论。判决毫无异议。报告回答了所有问题，没有留下任何怀疑的空间。李·哈维·奥斯瓦德（Lee Harvey Oswald）独自一人暗杀了美国总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弗雷德·库克，《特立独行：五十年调查记者生涯》（Maverick: Fifty Years of Investigative Reporting），G.P. Putnam’s Sons，1984，276页。

27. 1966年底，《纽约时报》开始围绕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事件中沃伦委员会未能提供满意解释的诸多问题进行调查。“它从未完成，”作家杰里·波利科夫（Jerry Policoff）评论道，“《纽约时报》也从未再质疑过沃伦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随着故事进展，这位《纽约时报》休斯顿办公室的首席记者“说他和其他人提出了‘很多未回答的问题’，而《纽约时报》并没有费心去寻找答案。‘我会找到一条好的线索，然后就会有人让我停下来，把我送去加州写另一个报道什么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派人深入过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真的严肃。’”引自杰里·波利科夫，“媒体与约翰·肯尼迪谋杀案”（The Media and the Murder of John Kennedy），收入彼得·戴尔·斯科特、保罗·霍克和拉塞尔·斯泰勒（PeterDale Scott, Paul L. Hoch and Russell Stetler）编辑的《暗杀：达拉斯及更多》 （The Assassinations: Dallas and Beyond），New York: Vintage，1976，265页。

图21：《暗杀：达拉斯及更多》

28. 1966年，当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开始以1963年11月22日前几个月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新奥尔良的所在地点为核心问题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时，“他遭遇了两股飓风的交叉打击，一股来自华盛顿，另一股来自纽约。”历史学家詹姆斯·迪尤金尼奥解释道。“当然，第一股来自政府，特别是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干预程度较轻的白宫。纽约的飓风则来自主要的主流媒体，如《时代》、《生活》和NBC等。这两家传播巨头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加里森推到了嘲讽和批评的最前沿。这场精心策划的活动……成功地通过制造关于这位地区检察官本身的争议，将公众注意力从加里森的发现上转移了开来。”迪尤金尼奥，前言，收入威廉·戴维（William Davy），《让正义实现：吉姆·加里森调查的新亮点》（Let Justice Be Done: New Light on the Jim Garrison Investigation），Reston VA: Jordan Publishing，1999。

图22：《让正义实现：吉姆·加里森调查的新亮点》

29. 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利用新闻媒体破坏了加里森于1966—1969年间对肯尼迪遇刺事件进行的独立调查。加里森主持了唯一一个有传唤权的执法机构，以认真调查围绕着肯尼迪谋杀案的复杂细节。他的一个主要证人——戈登·诺威尔（Gordon Novel）——逃离了新奥尔良，以避免在加里森组织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据迪尤金尼奥的说法，中情局局长埃伦·“杜勒斯和中情局开始将新奥尔良的逃犯与十几名中情局的友好记者联系起来——这些记者公然企图摧毁加里森的名誉，并继续撰写关于这位地方检察官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引自詹姆斯·迪尤金尼奥，《被背叛的命运：约翰·肯尼迪、古巴和加里森案件》（Destiny Betrayed: JFK, Cuba, and The Garrison Case），第二版，New York: SkyHorsePublishing，2012，235页。

图23：《被背叛的命运：约翰·肯尼迪、古巴和加里森案件》

30. 中情局官员维克多·马切蒂（Victor Marchetti）曾对作家威廉·戴维说过，他在1967年作为时任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助理，参加工作人员会议时，“赫尔姆斯对前战略情报局官员、中情局特工、吉姆·加里森调查中的主要嫌疑人克莱·肖（Clay Shaw）的困境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问工作人员：‘我们是否为他们提供了所能提供的所有帮助？’”引自威廉·戴维，《让正义实现：吉姆·加里森调查的新亮点》。

31. 中央情报局的“媒体资产”将“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一词的贬义维度引入了西方语汇，证据可见“1035-960号文件：关于对沃伦报告的批评”（Document 1035-960 Concerning Criticism of the Warren Report）（http://www.jfklancer.com/CIA.html）中所提出的设计，这份中情局公报是在1967年初发给世界各地的中情局办公室的，当时律师马克·莱恩（Mark Lane）的《匆忙审判》（Rush to Judgment）还排在畅销书榜单前列，而新奥尔良地方检察官加里森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调查刚开始受到掣肘。

32. 《时代》与中央情报局的密切关系源于该杂志出版商亨利·鲁斯与艾森豪威尔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埃伦·杜勒斯之间的友谊。当前新闻记者理查德·赫尔姆斯于1966年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时，他便“开始培养媒体”，促使记者对中情局进行正面报道。根据《时代》华盛顿记者休·西德尼（Hugh Sidney）的回忆，“‘有了约翰·麦克纳（John McCone）和理查德·赫尔姆斯，每次杂志要对中情局进行报道时，我们就会做个大纲，找到他们，把大纲给他们看……我们从未被误导过。’同样，当《新闻周刊》1971年秋天决定做一篇关于理查德·赫尔姆斯和‘新间谍’的封面故事时，根据《新闻周刊》的一名工作人员所说，该杂志直接找中情局要到了大部分信息。而那篇文章……整体上反映了赫尔姆斯努力推销的路线：即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内部关注和声望的焦点已经从秘密行动转向了情报分析，而且‘绝大多数被招募的人员都是要去’情报部的（Intelligence Directorate）。”引自维克多·马切蒂和约翰·马克斯（John D. Marks），《中央情报局与对情报的膜拜》（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74，第362—363页。

图24：《中央情报局与对情报的膜拜》

33. 1970年，吉姆·加里森撰写并出版了半自传《基石遗产》（A Heritage of Stone），这部作品展示了这位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是如何“发现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境内活动，以及中情局是如何花了六个月时间才回答沃伦委员会关于奥斯瓦尔德和杰克·鲁比（Jack Ruby）是否曾与中情局合作的问题的”。加里森的传记作者、坦普尔大学人文学科教授琼·梅伦（Joan Mellen）评论道。“作为对《基石遗产》的回应，中央情报局调动起了其媒体资产”，这本书遭到了《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太阳报》和《生活》杂志的书评撰稿人的猛烈批评。“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的《纽约时报》书评经历了一场变形记。”梅伦解释道，“原先的最后一段是挑战沃伦报告的：‘整个事件里有些东西非常糟糕。’伦纳德这样写道，‘为什么没有在贝塞斯达检查肯尼迪的颈部器官是否有正面射击的证据呢？在德克萨斯州合法要求调查之前，为什么他的尸体就被迅速送到了华盛顿？为什么？’这段话在后来《纽约时报》的版本中消失无踪了。整个专栏的三分之一都消失了，书评最后的结尾是：‘坦率地说，我更愿意相信沃伦委员会的工作非常糟糕，而并非不诚实。我情愿认为加里森发明了一些怪物来为无能做出解释。’”引自琼·梅伦，《告别正义：吉姆·加里森、肯尼迪的暗杀，以及原本应当改变历史的那一案件》（A Farewell to Justice: Jim Garrison, JFK’s Assassination, and the Case That Should Have Changed History），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2005，323页，324页。

图25：《告别正义：吉姆·加里森、肯尼迪的暗杀，以及原本应当改变历史的那一案件》

34. 中央情报局计划部门副主任小科德·梅耶（Cord Meyer Jr.）呼吁哈珀出版社（Harper & Row）的名誉总裁老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 Sr）暂停出版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的《东南亚的海洛因政治》（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一书，该书基于作者的实地调查和耶鲁大学博士论文，检视了中央情报局在鸦片贸易中的明确作用。“他们称我的书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麦考伊回忆说，“中情局官员要求哈珀出版社禁止出版它。值得赞扬的是，坎菲尔德先生拒绝了。但他同意在出版前审阅书稿。”引自阿尔弗雷德·麦考伊，《海洛因政治：中情局在全球毒品交易中的共谋》（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Chicago Review Press，2003，xx页。

图26：《海洛因政治：中情局在全球毒品交易中的共谋》

35. 美国空军上校、五角大楼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员弗莱彻·普鲁蒂（L. Fletcher Prouty）的《秘密团队》（The Secret Team）一书叙述了作者对中情局的黑色行动和间谍活动所知的第一手资料，但它的出版于1972年遭遇了大规模的审查运动。“审查运动要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杀死这本书，”普鲁蒂说，“它被从国会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里拿走了，我收到过太多能证明这一点的信件了……在中情局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我的书遭遇了一家主流出版商Prentice Hall和一家主流平装书出版商Ballantine Books的拒绝。”引自弗莱彻·普鲁蒂，《秘密团队：中情局及其同盟控制了美国和世界》（The Secret Team: The CIA and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New York: Sky Horse Publishing，2008，xii页，xv页。

图27：《秘密团队：中情局及其同盟控制了美国和世界》

36. 在1975年的派克委员会（Pike Committee）听证会期间，国会议员奥蒂斯·派克（Otis Pike）问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你有没有中情局的人在为电视网络工作？”科尔比回答说：“主席先生，我认为这就进入了那些我想进入执行会议再讨论的细节。”（译注：executive session，是美国参议院每日会议的一部分，主要审议提名、条约或美国总统提出的其他项目。该会议可以以开门或闭门方式进行，但“执行会议”一词仍用于指闭门的委员会会议。无论如何，出席执行会议的人都会宣誓保密。）会议室一被清空，科尔比就承认在1975年“中情局为11名特工使用了‘媒体掩护’，比秘密行动的全盛时期要少得多了，但无论多少提了问题，也无法说服他谈及那些与中情局合作的出版商和电视网络大佬们。”引自肖尔，《净化空气》，第275页。

37. “关系的扩展速度相当令人难以置信。”前中央情报局情报官威廉·巴德（William Bader）对某个调查中情局对国家新闻媒体渗透情况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比如说，你不需要去操纵《纽约时报》，因为在管理层都有中情局的人。”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报局与媒体》。

38. 1985年，电影历史学家、教授约瑟夫·麦克布莱德（Joseph McBride）见到了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于1963年11月29日写的一份备忘录，标题为“暗杀约翰·肯尼迪总统”，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其中表示他的机构为两个人提供了简报，其中一位是“中央情报局的乔治·布什先生”。当麦克布莱德向中央情报局询问这份备忘录时，“一位公关人员简洁正式而不透明地答道：‘我既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这是中情局在处理其来源和方法时所给予的标准回复。”记者拉斯·贝克（Russ Baker）指出。麦克布莱德在《国家》（TheNation）周刊发表报道《不在那里的人，中情局特工‘乔治·布什’》后，中央情报局出面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联邦调查局记录中提到的乔治·布什指的“显然”是某位乔治·威廉·布什（George William Bush），他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简单地填补一个夜班职位，“该职位很适合接收这样一份报告”。麦克布莱德找到了乔治·威廉·布什，确认他只是短暂受雇的“试用公务员”，“从未接收过机构间的简报”。此后不久，《国家》又刊登了麦克布莱德的第二篇报道，其中“作者提供了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对美国人民撒谎……正如麦克布莱德此前的报道一样，这一披露受到的待遇还是媒体集体对此打哈欠”。自从这一事件后，研究人员发现的相关文件可以早至1953年就将乔治·H·W·布什与中情局联系起来。引自拉斯·贝克，《充满秘密的家族：布什王朝、美国的无形政府，以及过去五十年的秘史》（Family of Secrets: The Bush Dynasty, America’s Invisible Government,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Last Fifty Years），NewYork: Bloomsbury Press，2009，7—12页。

图28：《充满秘密的家族：布什王朝、美国的无形政府，以及过去五十年的秘史》

39. 格拉迪奥行动（Operation Gladio）是西方间谍机构间一次记录充分的合作，包括中央情报局和北约在内，该行动涉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协调恐怖行动枪击和轰炸平民目标等事件，但这一行动已经被有效地从主流新闻媒体中消除了。2012年以“格拉迪奥行动”为主题进行的Lexis Nexis学术搜索只检索到了31篇英语新闻媒体的文章——绝大部分刊登在英国报纸上。

在美国的出版物上总共只刊发过四篇——三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还有一篇简单提到这一行动的文章发表在《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上。除了2009年BBC播出过一部纪录片外，没有任何网络或有线新闻广播提到过这一由国家支持的恐怖行动。几乎所有提到格拉迪奥行动的文章都出现在1990年，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公开承认意大利参与了这一行动。

《纽约时报》对美国的任何参与都轻描淡写，在藏在A16版的一篇报道中误导人们认为格拉迪奥行动是“意大利的创造”。事实上，前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秘密的准军事组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一个重要机构，包括“在华盛顿和北约中最可靠的人组成的最可靠的小圈子”。引自詹姆斯·特雷西，“虚假恐袭与沉默的阴谋”（False Flag Terror and Conspiracies of Silence），《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2012年8月10日。https://www.globalresearch.ca/false-flag-terror-and-conspiracies-of-silence/32299

40. 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市的阿尔弗雷德·穆拉联邦大楼（Alfred P. Murrah Federal Building）爆炸发生几天前，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对他的朋友、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约翰·德坎普（John DeCamp）透露了他个人对美国境内民兵和爱国者运动（Militiaand Patriot movement）的关注，当时这一运动随着那个时代的另类媒体应用——书籍、期刊、盒式磁带和电台广播——而名声大噪。“我注意了反战运动（Anti-War movement）是如何让这个国家既无法继续将越战进行下去也无法打赢它的。”科尔比评论道，“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作为一名律师，你已经成了民兵和爱国者运动的一块核心拼图，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一运动如果处理不当，会远比有史以来的反战运动更严重、更危险。我是认真的。”引自大卫·霍夫曼（David Hoffman），《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和恐怖主义政治》（The Oklahoma City Bombing andthe Politics of Terror），Venice CA: Feral House，1998，367页。

41. 在新闻记者加里·韦伯（Gary Webb）记述中情局参与毒品贩运的“黑暗联盟”系列报道在《圣何塞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上见报后不久，中情局的公共事务部门便开展了一场还击所谓“中情局真正的公关危机”的运动。而韦伯只是向大量读者报道了早已被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和彼得·戴尔·斯科特等学者及1989年伊朗门事件（译注：指八十年代中期美国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后而造成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的克里委员会报告（Kerry Committee Report）记录在案的内容——即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一直参与非法的跨国毒品贸易。1999年，中央情报局监察长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些发现。尽管如此，在韦伯系列发表后不久，“中情局的媒体发言人会提醒寻求评论的记者，这一系列报道并不代表真实的新闻。”某个中央情报局内部喉舌指出，“因为类似的指控已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过，经由国会调查，发现并没有实质内容。记者们被鼓励仔细阅读‘黑暗联盟’系列，并批判性地注意哪些指控实际上可以得到证据支持。”（中央情报局的官方“辟谣”文件：

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_0001372115.pdf）

42. 2004年12月10日，调查记者加里·韦伯死于头部中了两颗0.38口径的子弹。验尸官认定这起死亡为自杀。“加里·韦伯是被谋杀的。”2005年，联邦调查局高级特工特德·冈德森（Ted Gunderson）总结道，“他（韦伯）抵抗了第一枪（穿过头部射穿下颚），于是他被再次射击，第二枪射进了头（脑部）。”冈德森认为韦伯能设法射中自己两次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引自夏琳·法萨（Charlene Fassa），《加里·韦伯：自杀之谜的更多信息》（Gary Webb: More Pieces in the Suicided Puzzle），Rense.com，2005年12月11日。https://rense.com/general69/webb1.htm

图29：加里·韦伯讣告：“加里揭露了中情局在美国贩毒以筹集资金，资助恐怖分子推翻尼加拉瓜政府。这些海量的可卡因最终造成美国90年代的毒品泛滥并摧毁了美国的内城区”。

43. 那些得到“独家”信息、能够进入权力走廊的最受尊敬的记者通常是对官僚们最卑躬屈膝的，并且往往有着情报部门的联系。被授予此类权限的人明白，他们必须同样支持经政府批准的叙述。例如，1963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的汤姆·维克（Tom Wicker）报道，约翰·肯尼迪总统“被一颗子弹击中咽喉，子弹正中喉结下面”。但他的文章在官方报道出炉前就发表了，而后者建立的场景是这次暗杀只有一次从背后射出的射击。维克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包括“失去获取信息的渠道，（针对他）向编辑和出版商投诉，社会惩罚，泄密给竞争对手，以及一系列没有人想要的回应”。引自巴里·泽维克（Barrie Zwicker），《欺骗之塔：911事件的媒体掩饰》（Towers of Deception: The Media Coverup of 9/11），Gabriolo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2006，169—170页。

图30：《欺骗之塔》

44. 中央情报局通过对好莱坞制造的传媒产品给出建议——如《逃离德黑兰》（Argo）和《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等——主动提升了其历史和作用的理想公众形象。中情局的人员名单里依旧保留了“娱乐业宣传官员”，他们“通过我们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宣传）。”

汤姆·海顿（Tom Hayden）在《洛杉矶书评》中如是写道。“中情局与娱乐圈的联系已经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质疑其法律或道德后果。它是个与众不同的政府机构；其运作的真实情况不受公众监督。当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说客影响某部好莱坞电影时，它是在利用一种流行媒介来尽可能地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或者至少是防止自己被塑造成反面形象。”引自汤姆·海顿，“书评：特里西娅·詹金斯的《中央情报局在好莱坞：中情局如何影响了电影电视》”（Review of The CIA in Hollywood: How the Agency Shapes Film and Television by Tricia Jenkins），《洛杉矶书评（LA Review of Books）》2013年2月24日。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cia-goes-to-hollywood-how-americas-spy-agency-infiltrated-the-big-screen-and-our-minds

图31：《中央情报局在好莱坞》

45. 2014年8月2日,前中情局项目官员罗伯特·大卫·斯蒂尔（Robert David Steele）表示，中央情报局对新闻媒体的操纵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更糟糕”——而伯恩斯坦在七十年代末期写了《中央情报局与媒体》。“令人遗憾的是，中情局非常有能力操纵（媒体），它与媒体、国会和所有部门都有财务往来。但另一半原因在于媒体都是懒惰的。”詹姆斯·特雷西采访罗伯特·大卫·斯蒂尔（James Tracy interview with Robert David Steel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W_P6guvN4Y

46.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广播记者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耶鲁大学就读本科期间在中央情报局实习。根据维基百科，库珀的舅公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三世（William Henry Vanderbilt III）曾是战略情报局特别行动部的执行官，在该间谍组织创始人威廉·“疯狂比尔”·多诺万（William“Wild Bill” Donovan）手下工作。

尽管维基百科作为消息来源往往可疑，但范德比尔特参与过战略情报局工作一事与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会雇佣极其富裕的人士参与海外冒险的说法十分一致。引自WilliamHenry Vanderbilt III，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Henry_Vanderbilt_III

图32：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三世，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第5代传人，曾任罗德岛州长

47. 2014年出版的《被收买的记者》（Gekaufte Journalisten）一书的作者、资深德国记者乌多·乌夫卡特（Udo Ulfkotte）透露，情报人员经常以让他丢工作为威胁，迫使他用自己的署名发表他们撰写的文章。“我最终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由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特别是德国特勤局（Germansecret service）——的特工撰写的文章。”乌夫卡特最近在接受“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采访时如是说。“德国记者：欧洲媒体在中情局的压力下撰写亲美报道”（German Journo: European Media Writing Pro-US Stories Under CIA Pressure”，今日俄罗斯，2014年10月18日。）https://www.rt.com/news/196984-german-journlaist-cia-pressure/

48. 1999年，中央情报局成立了In-Q-Tel公司——一家寻求“确认和投资开发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沿信息技术公司”的风险投资公司。该公司已经与美国人日常使用的互联网平台——包括谷歌（Google）和脸书网（Facebook）建立了财务关系。“如果你想跟上硅谷的步伐，就需要成为硅谷的一部分。”熟悉In-Q-Tel活动的美国情报界顾问吉姆·里卡兹（Jim Rickards）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预算，因为只要你拿着支票簿，大家都会来找你的。”IQT一度“主要只是迎合中情局的需求”。但如今，“该公司支持美国情报界17个机构中的绝大部分，包括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国防情报局（DIA）和国土安全科学技术局等。”引自马特·埃根（Matt Egan），“In-Q-Tel：中情局风险投资部门内幕一瞥”（In-Q-Tel: A Glimpse Inside the CIA’s Venture Capital Arm”，FoxBusiness.com，2013年6月14日。https://www.foxbusiness.com/features/in-q-tel-a-glimpse-inside-the-cias-venture-capital-arm（译注：风云之声的西方的人物和组织：军民融合IQT| CHS介绍过这一组织。）

49.《连线》（Wired）杂志报道，2012年，在In-Q-Tel公司举行的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atraeus）宣布，快速发展的“物联网”和“智能家居”将为中央情报局提供监视任何美国公民的能力——只要他们成为“间谍部门感兴趣的人”。“‘变革性的’是一个被使用过度的词，但我确实认为它适用于这些技术，”彼得雷乌斯热情地说，“特别是它们对秘密行业的影响”……“通过诸如射频识别、传感器网络、微型嵌入式服务器和能量采集器等技术，感兴趣的物品将被定位、识别、监视并远程控制——所有这一切都与应用了丰富的、低成本、高功率的计算技术的下一代互联网息息相关，”彼得雷乌斯说，“后者现在将进入云计算时代，在许多领域会越来越多地进行超级计算，并最终走向量子计算。”引自斯宾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会透过你的洗碗机窥探你”（CIA Chief: We’ll Spy on You Through Your Dishwasher）”，《连线》，2012年3月15日。https://www.wired.com/2012/03/petraeus-tv-remote/

图33：“军民融合IQT”

50. 2014年夏天，由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为中央情报局开发的价值6亿美元的计算云开始为组成情报机构的所有17个联邦机构提供服务。“如果该技术能像官员们所设想的那样发挥作用，”《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报道称，“它将迎来一个合作与协调的新时代，让各机构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服务，并避免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前的那种情报缺失。”引自《中情局与亚马逊的交易细节》（The Details About the CIA’s Deal With Amazon）”，《大西洋杂志》，2014年7月17日。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4/07/the-details-about-the-cias-deal-with-amazon/374632/

关于作者：詹姆斯·特雷西（James F. Tracy）在2002到2016年间是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领域的副教授，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他被该大学解雇了，表面上的原因是违反了学校对教师言论自由的政策规定。特雷西已对该大学提起联邦民权诉讼，审判定于2017年11月27日开庭。特雷西在爱荷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媒体史、媒体政治和媒体文化方面的工作发表在各种各样的学术期刊、编辑书卷及其他新闻和观点媒介上。其他有关信息请访问MemoryHoleBlog.com、TracyLegalDefense.org，及jamesftracy.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