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共政策研究院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本应热闹与祥和的春节年味戛然而止。

当前，百度上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国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已有几十亿的点击量，网络上直观的疫情上升曲线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确诊人数从大年三十的830人上升到大年初七的9692人，再到正月十五的37251，人数在不断地攀升。截至2月24日，累计确诊人数已达到77262人。一时间，谣言盛行，这对疫情有关情况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也不断制造和放大了人们恐慌的心理，造成紧张与焦虑等情绪。我们关注的不仅是疫情，还有疫情之下的人心。

1. 当口罩成为年货

今年春节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牵动人心，在确认这种肺炎可以“人传人”之后，形势变得愈加严峻复杂。随着确诊及疑似病例的直线上升，恐惧在民众中快速蔓延，大量难辨真假的谣言也纷至沓来。有称吸烟、喝板蓝根、熏醋、含大蒜能预防病毒感染，饮高度酒可消灭病毒活性等传言。对此，专家多次公开辟谣表示这些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同时，网络上充斥着大量挂名钟南山院士的言论，还有打着其名号的各种防病毒高招谣言，更有甚者还传播着钟南山院士被传染的虚假言论，对此钟南山院士团队多次公开进行辟谣。各种谣言不停冲击着公共秩序。

网络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谣言引发了大众的过度恐慌，出现了“初一抢口罩、初二抢米、初三抢酒精、初四抢护目镜、初五抢紫外线灯、初六抢手套，初七抢双黄连口服液”的“奇葩”现象。留意者会发现，虽然路面上车流行人减少，但各大超市里依然是络绎不绝。除了疯狂抢物资外，恐惧情绪也使得人们稍有不适就怀疑自己得了肺炎。普通感冒的人若跑去发热门诊，反而会进一步加重医院资源的紧缺，更容易引发交叉感染。

虽然我们经历过“非典”，但是从这次“新型肺炎”的突发事件来看，我们依然缺乏足够的应对经验。我们恐慌于疫情的蔓延，恐慌于谣言的弥漫，恐慌于人心的躁动。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直击人们的心灵，让人性的善与恶在疫情面前暴露无遗。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也放大了人性的恶。在疫情面前，从前线医务人员再到全体民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面临着恐慌与焦虑的情绪，这种恐慌造就了相互支持和关爱，也引起了愤怒与不满。

2.“非典”那年抢的盐吃完了吗？

17年前的非典型性肺炎爆发与本次疫情有很多相似之处，2002年12月，广东第一例“非典”患者的确诊拉开了与那场灾难斗争的序幕。在爆发时间、传播范围和人口流动上看，两次疫情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春节来临之际，同样是先在局部地区蔓延，同样是人流的大量移动加重了疫情在全国范围的扩散。同样，随着感染人数的逐渐上升，疫情与谣言齐飞，举国上下充满了恐慌的情绪。特别是当时有传言认为非典型肺炎与缺“碘”有关，导致国人疯狂抢购和囤积加碘盐。

从疫情的防治上看，与“非典”时期相比，本次疫情在信息的传递上变得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公开化，对疫情的反应速度也更快、力度更大。先是有湖北多地采取封城的举措，再有全国多省市及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有街道各小区的封闭式管理。然而历史总是重复，我们在进步的同时，也延续了很多曾经的错误。我们重复着17年前的野味，重复着17年前的谣言，重复着17年前的恐慌，重复了太多我们曾经犯过的错。

回溯17年前“非典”引起的社会大面积恐慌，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主流媒体的不作为。2003年2月，广州就已到处流传“致命流感”的恐怖传言，然而各大主流媒体集体沉默，这进一步加重了社会恐慌。据当年一份学者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疫情的知晓率和知晓途径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等个人因素无显著性关联，但与所住城市、媒体宣传力度、城市疫情显著相关。[i]

二是政府的信任危机。与社会恐慌相对应的则是官方的“失语”和不同程度上的瞒报，当然更没有启动相应的城市应急机制及对市民必要的提醒。追溯到2004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事实上，当时的疫情已呈现出扩散趋势。在缺乏可靠信息之下，大众的集体恐慌情绪更容易产生。

三是谣言行为加重集体恐慌。主流媒体的不作为和信息的不公开，导致了信息的缺乏和传播不畅，从而助长了大量失真信息的传播，群体恐慌行为也随之愈演愈烈。当年的网络并没有如今发达，谣言起初在短信中散发开来，再通过亲朋好友的口口相传，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其可信性。据新闻媒体报道，2003年4—5月在北京、广东、河北等17个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了107起利用互联网和短信传播谣言的案件。在缺乏权威机构的真实信息之下，谣言加重了集体性恐慌，构成了社会压力，稍有不慎便会诱发社会动荡。

3. 谣言之下的群体恐慌

人们总会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恐慌。恐慌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应激反应，是一种面对危机所产生的社会行为。谣言本身并不可怕，它的可怕性在于其出现的时间以及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现有的研究集中于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1947年总结出的谣言公式R=I×A，即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传播学者克罗斯在此基础上提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ii]由此，谣言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以及受众的判断能力。在这个公式中，事件的重要性体现在当下疫情的备受关注，事件的模糊性滋生了谣言的传播，而受众的判断能力有待增强则引发了群体恐慌。

群体恐慌是衍生于公共危机中的一个社会问题，是群体面对公共危机所产生的危险性和威胁性以及伴随着不确定性言论的大量传播时所产生的本能反应。在本次疫情中，我们不难发现个体恐慌与群体恐慌正在互相影响，人们很容易将情绪传染给周围的人，从而使群体情绪保持一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非典”时期的恐慌，甚至加剧了这种恐慌。因为相比17年前的信息闭塞，如今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谣言的传播途径也愈发趋向科技化，尤其是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的普及，更易加快负面信息和恐慌情绪的传播。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了“群体极化”概念，“群体极化”指的是“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iii]。他指出，互联网是谣言传播的主要途径。互联网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传播性、广泛性等特点，可以随时随地将大量信息暴露在公众面前。在网络传媒技术如此发达的背景下，各类自媒体用户量急剧上升，民众由于疫情在家无法出门，主要依靠网络获取外界信息，而网络上如洪水般的信息又在汹涌地冲击着民众的认知，加重社会性的群体恐慌。 

4. 人心，该何去何从？

当谣言获得更多人的回响，恐慌便在社会中蔓延。疫情之下，如何治理谣言、安抚人心是突发事件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对于政府及媒体，首先要确保信息的公开，让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公开。举例来看，在这次疫情之下武汉红十字会信息的不透明引发了大量的质疑及愈发犀利的批判。随着民众悲愤情绪而来的还有对红十字会的不实谣言，例如有传言称“所有医院、社区都可凭介绍信去红十字会领取物资”。虽然武汉红会对此进行了辟谣，但网友仍然质疑既然全世界物资都捐到武汉，为何武汉医院物资还是频频告急？面对突发事件，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有助于消减民众的疑虑。

其次是及时以事实辟谣，正确引导民众情绪，让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事实。在本次疫情爆发中，被恐慌感染的人远比被病毒感染的人多。媒体行业要加强自律和监管，严禁编撰谣言博取关注。相关部门要及时以事实辟谣，必要时发挥权威人士的引导作用，正确引导民众的情绪。例如，在这次疫情中，84岁的钟南山院士、86岁的闻玉梅院士、74岁的李兰娟院士等优秀的“领导者”，让民众感受到了力量与希望。

最后是合理运用法律手段对造谣传谣者进行惩治，让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法治。日前，多地公安机关已依法查处多起在网络上传播谣言的违法行为。对造谣者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打击，形成强大威慑力，让别有用心为了个人利益散播谣言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源头上有效制止谣言的发生和传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执法机关也应考虑谣言者的主观恶性程度及自身认知能力。正如最高法描述的那样，“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

另一方面，对于民众来说，一是要提高信息甄别能力。虽然各方都在呼吁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但是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消息，普通民众很难辨别其真假。普通民众应尽量回避去阅读一些无法核实来源的信息，而应多浏览一些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尤其是如今大家都宅在家里，更容易摄取过多的虚假信息。大量难辨真假的信息输入只会加重民众的恐慌情绪，因而避免过多的信息输入也是一种避免恐慌的有效方法。

二是要稳定情绪，自我调节。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恐惧情绪，这是人之常情，我们能做的是要避免不良情绪对个体造成过度的损害。当前微博热搜上“担心自己得病”引起了民众强烈的共鸣，这也是恐慌导致的心理应激反应的一种，我们要提高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培养积极理性的思维方式。如果真认为靠自己没办法缓解，应主动需求专业的心理援助。让事实战胜谣言，让理性战胜恐慌。

我们始终相信待寒冬离去，定会有暖春延续！

参考文献：

[i]李薇. 对“非典恐慌”事件的社会学思考[J]. 学海,2003(04):176-179.

[ii]谣言公式：https://baike.baidu.com/item/谣言公式/9816946?fr=aladdin

[iii]喻国明:《“微博谣言”是个伪命题》, 《中国青年报》, 2011年09月11日。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李婧，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